每經記者｜余蕊均 楊棄非 劉艷美    每經編輯｜曾健輝    

“好雨知時節(jié)，當春乃發(fā)生。”

12月24日，第八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在成都舉行。作為重要配套活動，第七屆中日韓工商峰會也首次來到蓉城。

面對臺下800余名來自三國政府部門、商協會和企業(yè)的代表，12家企業(yè)把各自關于“未來”的思考與設想娓娓道來。

它們中既有三菱、三星、SK這樣的“百年老店”，也有滴滴、曠視這樣的年輕企業(yè)。

今年恰逢中日韓合作啟動20周年，各界都在期盼“升級版”合作模式，共同提升區(qū)域經濟一體化水平。“工商峰會”作為三國經濟界最高層次的交流活動，歷來被視為向三國政府建言獻策的有效平臺，在2個多小時的探討中，“機會”二字被頻頻提及。

正如大韓商工會議所會長樸容晚所期望的，中國將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實行外商投資法，對在華外資企業(yè)提供和中國企業(yè)同等待遇，韓國企業(yè)歡迎這些法律和措施，更多韓國企業(yè)希望進入中國市場。

中國貿促會會長高燕認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正為三國合作打開新空間。

自貿協定備受期待

在前來參會的日方代表中，伊藤洋華堂社長三枝富博可能是最熟悉成都的人。

1997年3月1日，已經在日本伊藤洋華堂工作20年的三枝富博，正式赴成都報到，參與中國首店籌建。當時的中國，經過十多年改革開放，搞活經濟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成為共識，社會消費意識正在覺醒。不過，地處西部內陸的成都，還遠沒有今日的繁華。

對當時47歲的三枝富博來說，心理落差顯然是巨大的。多年后回憶起這段經歷，三枝富博開玩笑說：“以為是到北京這個大都市工作，沒想到竟然還要深入到偏僻遙遠的地方。”

也許三枝富博自己也沒想到，自此開始，他在成都一待就是20年，并在這里一手開創(chuàng)“伊藤奇跡”。

截至今年1月，伊藤洋華堂在蓉及其周邊9家門店，年營業(yè)額55億元，年客流量達3000萬人。2017年，已經成為“半個成都人”的三枝富博，榮歸日本總部擔任社長。

伊藤在成都發(fā)展的20年，見證了中國的日益開放，以及中國消費市場的不斷崛起。“剛才來的路上，我看到路旁掛起許多中日韓三國的國旗，感受到與我20年前來成都相比，時代發(fā)生了巨大變化。”三枝富博昨日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感嘆。

過去20年，也是中日韓合作從啟動到深化的20年。

1999年11月，面對亞洲金融危機寒流，時任中日韓領導人在東盟與中日韓（10+3）領導人會議期間舉行早餐會，為三國合作按下“啟動鍵”。

2008年12月，中日韓領導人會議首次單獨召開，并約定每年在三國輪流舉行。是年，三方簽署并發(fā)表《三國伙伴關系聯合聲明》，決定建立“面向未來、全方位合作的伙伴關系”。

如今，中日韓合作已形成以領導人會議為核心、21個部長級會議為支撐的全方位合作體系，在30多個領域開展合作。三國貿易額從1999年1300億美元增至2018年7200多億美元，經濟總量在全球占比從17%提升至24%。

此次會議尤為引人注目的議題，是中日韓自貿區(qū)（FTA）談判。這個涵蓋15億人口、經濟總量接近21萬億美元的“超級市場”，一旦成為現實，將對國際經濟和貿易格局產生巨大影響。

早在2002年，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就首次提出這一設想，并于2012年正式啟動談判。截至目前，三方已簽署被視為FTA“前奏”的中日韓投資協定，并舉行16輪自貿談判。

上月初，歷時7年的區(qū)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談判取得重大突破，正式宣告“15個成員國整體上結束談判”。這意味著，全球最大自貿區(qū)有望明年出爐。

這也令提出打造“RCEP+”自貿協定的中日韓自貿區(qū)談判更令人期待。

12月24日發(fā)表的《中日韓合作未來十年展望》明確寫道：“我們將在RCEP談判成果的基礎上，加快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力爭達成全面、高質量、互惠且具有自身價值的自貿協定。”

對此，中日韓工商界人士興奮不已。

“中日韓自貿區(qū)談判目前正在迅速發(fā)展的狀態(tài)，給三國企業(yè)帶來重大機遇，我認為三國各有優(yōu)勢，如果能將三國企業(yè)各自強項聯合起來，將創(chuàng)造最大價值。相信中日韓自貿區(qū)一旦實現，將是三國工商界的福音。”三枝富博昨日在受訪時表示。

根據中日韓自貿區(qū)民間可行性研究小組早前對三國數千家企業(yè)進行的調查顯示，三國大多數企業(yè)都贊成中日韓自貿區(qū)，其中中國企業(yè)持這一觀點的比重最高，達85.4%；日本和韓國企業(yè)也分別達到78.7%和70.9%。

改變傳統(tǒng)貿易模式

合作火花在交流中不停迸發(fā)。12月24日峰會上，當鐘波說起未來駕車場景中屏幕“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暢想時，在座的SK創(chuàng)新公司常務理事李存夏和三菱電機株式會社特別顧問山西健一郎為之動容——他們分別是日韓兩國電動車與無人駕駛領域的探索者和代表公司。

創(chuàng)新是全球企業(yè)發(fā)展的“共同話題”，在中日韓三國內格外如此。來自不同領域的企業(yè)家均提及，隨著全球邁入第五次工業(yè)革命，多個蘊含發(fā)展前景的新領域，有望讓這個一度處于“追趕”狀態(tài)的區(qū)域展現出引領全球的勢頭。

創(chuàng)新合作也愈加成為三國之間的“關鍵詞”。去年在中國刮起“垃圾分類”風之時，日本垃圾處理技術再次引發(fā)關注；韓國的芯片技術同樣引起正在“造芯”的中國的矚目。山西健一郎在解釋日本最新提出的Society5.0時也指出，其與中國“大眾創(chuàng)業(yè)，萬眾創(chuàng)新”、韓國以人為本的第四次產業(yè)革命一道，均將目光投向“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課題上。

盡管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但創(chuàng)新合作卻總能常談常新，也免不了成為三國反復討論的重點。據中日韓三國合作秘書處秘書長道上尚史介紹，在此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外，中日韓三國還將開展21個部長級會議，涉及環(huán)境、專利、災難管理、保健、科學技術等內容。

更重要的是，一種新的共識正在形成：在中日韓三國，在提升區(qū)域創(chuàng)新能力和發(fā)展能級上，協作的重要性愈加突出。

對于被視為三國合作“壓艙石”的產經合作，曾有過一番論述：三國能夠成為彼此最為重要的經貿伙伴，正是中國經濟快速發(fā)展、三國合作不斷升級、共同利益持續(xù)擴大的結果，其成功得益于三國產業(yè)鏈緊密相連、經濟結構高度互補，共同致力于參與全球化進程，積極推進區(qū)域經濟一體化。

在瑞穗金融集團公司董事長佐藤康博眼中，這種“比較優(yōu)勢”觀點有跡可循：以電器產業(yè)為例，通過日本向韓國出口原材料、制造設備，韓國制造中間材料，特別是存儲、半導體、顯示器，中國則進行組裝和出口，三國在全球的供應鏈中形成了緊密的關系。

三星經濟研究所副社長樸起舜發(fā)現，改變正在發(fā)生。“過去是一種單純的貿易交流的形式，但現在，三國可以進行共同研究開發(fā)，共同商業(yè)化。”他提到的一種模式是，三國利用中國的龐大市場發(fā)展新型的技術和商品服務進行共同研發(fā)。

三國比較優(yōu)勢的變化加速了這個過程。5G通信技術的專利情況，中日韓三國在全球占63%左右，而5G正是佐藤康博心目中未來全球“棋盤”的基礎——AI、量子計算機、生物技術、區(qū)塊鏈技術分別占據世界圍棋的四角，以此為基礎，將推動醫(yī)療、能源、移動、宇宙產業(yè)的發(fā)展，各行各業(yè)都會發(fā)生變化。

移動支付則是另一個“試驗場”。佐藤康博指出，日本一些城市仍然是“現金社會”，但中國移動支付已經基本普及，當兩國進行人員交流時，難免會出現“文化休克”。“中日韓三國需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能否有統(tǒng)一的二維碼標準，二是能否在保障信息安全的情況下能否建立統(tǒng)一的數據庫，這都是需要應對的問題。”他指出。

邏輯轉換，也是對區(qū)域思維的轉變。新的合作模式下，區(qū)域合作將進一步重塑全球產業(yè)格局。

開展更多三方合作

“我們鼓勵地方政府和企業(yè)通過現有機制開展更多三方合作。我們將探索新的合作領域和模式，共同促進經濟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為全球經濟帶來更大穩(wěn)定和確定性。”《中日韓合作未來十年展望》中如是指出。

作為本次會議的舉辦地，地處內陸的成都看似與日韓關聯有限，但數據卻顯示，交流互動正日趨密切。

截至2019年11月，在成都注冊日資企業(yè)326家，其中世界500強企業(yè)38家，利用外資實際到位19.58億美元；韓國在成都累計投資設立企業(yè)331家，其中世界500強企業(yè)13家，利用外資實際到位6.22億美元。

據統(tǒng)計，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10日，入境成都的外國人中，前五名分別是韓國、馬來西亞、美國、新加坡和日本；成都出境熱門目的地中，日本列第三，韓國排第八。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官宣”之時，即有分析認為，選在成都舉辦中日韓工商峰會充分表明三國政府及工商界加強地方交流與合作的愿望，通過成都這一窗口，可以向日韓展現中國市場的廣闊機會。

當然，企業(yè)層面的合作早已展開。滴滴出行高級副總裁曲越川介紹，公司已和日本300多個出租汽車公司建立了合作，能在20個城市提供叫車服務。

進軍跨國市場，如何克服“水土不服”？曲越川認為，把最新的領先科技成果與所在國本地的政策法規(guī)，和本地的行業(yè)要求、市場需求相結合，“這是特別重要的原則”。

一個例子是，考慮到日本的出租車司機多為六十歲左右的年長者，并且習慣戴手套，滴滴進行了本地化“改造”——把手機屏改為平板屏，便于司機清楚地讀取信息，同時通過語音識別接單，以避免戴手套觸摸導致的不便。

相較而言，鄭承珉則表露出一絲“急迫”。這位韓國企業(yè)家代表昨日表示，全球健康市場的規(guī)模非常大，“可能是半導體的5倍左右”，盡管中日韓三國各有優(yōu)勢，但目前缺乏合作，難以實現協同效益。

作為韓國聚杰有限公司海外事業(yè)部理事，鄭承珉目前負責中國區(qū)業(yè)務，公司主要業(yè)務是向全球40多個國家出售化妝品和美容產品，其中主打產品為肉毒素。他坦言，雖然在中國市場“奔跑”了10年左右，但因為主要是生物制藥產品，并沒有明顯的成果。

適應市場，并非易事。鄭承珉表示，由于中國幅員遼闊，各地區(qū)之間的差異很大，而且發(fā)展速度太快，在這樣的迅速變化當中，他們的適應力是不夠的；而在日本，因為制藥企業(yè)的水平非常高，其實是存在“看不見的壁壘”的。

近10年，在韓國政府的支持下，健康醫(yī)療產業(yè)取得了極大發(fā)展。韓國保健產業(yè)振興院院長權德喆透露，除了比重依然很高的美容領域外，到韓國檢查內科、外科甚至體檢的人也在持續(xù)增加。“中日韓三國對美容方面需求很大，但是重度病癥方面的需求也很大。”權德喆說。

鄭承珉希望，三國能互相了解各自的市場，盡量放緩健康醫(yī)療領域的管制，并開展積極合作。“三國地理相近、文化相通，我相信可以得到進一步發(fā)展，希望能夠看到這樣靈活的制度環(huán)境。”